高管裸辞，老板不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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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手配合人力几乎裁光了自己分管条线的几乎所有总监之后，于樊明决定裸辞，作为这家房企的副总裁，他有将近一年半没有领到薪水了。

他在这家房企干了快30年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老臣“、”重臣”，跟随老板起家，一路摸爬滚打，干过 “封疆大吏”，成了老板的左膀右臂，是别人眼中“谁离职他都不会离职”和“老板最信任”的那个人之一。

在他接近知天命那年，公司爆雷了。他能看到公司的真实财务数据，眼见着现金流一个月比一个月少，销售回款和融资额都在下降。这种情况持续到第三个月时，一个周六的上午，总办临时通知助理总裁以上级高管当日晚上到公司总部开会，不得缺席。

于樊明知道，老板绷不住了。

因为高管天各一方，都要临时订机票飞来，等来等去，到晚上十点半才开会。会上老板讲了严峻的形势，表达了克服困难的决心，要求大家一起努力，与公司共进退。最后，老板宣布，从下月开始，与会所有人暂停发放工资，省下的钱，优先保障一线人员工资。

就在大家多少有些错愕之际，总办的工作人员进来了，逐一分发了一份材料，要他们现场签字。这是一份“决心书”，篇幅不长，大意是困难时期，愿与公司共进退，为表攻坚克难决心，自愿放弃领取工资，直到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明显改善。

只要签字，不发工资就是自愿的了。材料发下去之后，大家都没有动笔，也没人说话，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。老板却稳如泰山，一言不发，等着高管们签字。这样的场面僵持了足有5分钟，老板开口说话了。

老板的大意如下：公司好的时候，你们都挣到钱了，要能同富贵，也要能共患难，能做到这个职位的，相信在座的都有此等觉悟。说完这话还是没人动笔，老板又补了一句，大意是，你们困难我也知道，你们怎么挣的钱我也知道。

据说听完最后这句话之后，与会高管默默地都在决心书上签了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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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这些高管果真没有领到工资，其中有几位还卖了一套房子，但即便这样，也没有人贸然去和老板提辞职。于樊明早已萌生退意，但他手上的工作都是棘手的活，他的想法是，帮公司干完这些就和老板提辞职，他不怕吃这第一口螃蟹。

为了降本增效，除了高管不领薪酬，中层的薪水也大幅削减，内部当然有怨言，戏称公司发的不是工资，而是生活费。这样的局面没维持太久，财务压力之下，公司又开始推行扁平化，要裁撤大量中层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鸡飞狗跳。

有些中层的心态是等着公司“裁我”，那样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补偿，公司不给，就去仲裁，大概率能够获胜。还有的号称掌握了公司的某些材料，一时之间，人力资源部门应接不暇。然后，这份工作就落到了深得老板信任的于樊明身上。

于樊明多年为人宽厚，不难为下属，又是老资格，很多中层都是他提拔上来的，他找“刺头”谈话，吃饭，甚至请他们喝酒，搭上个人人情，把赔偿降到了尽可能低，把那些要找茬的中层也都稳住了，该裁的都裁掉，公司也都保持基本平稳，没有闹出大事。

于樊明没有少搭个人的人情进去，看着不少共事过的中层被自己做工作裁掉，他身心俱疲，下了“不干了”的决心。在这项工作基本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他提出了辞职，当天晚上，老板给他打电话，说要找他好好聊聊。

这并不意外，毕竟自己是老人了。老板推心置腹劝他留下，坦言只靠自己一人，无论如何都渡不过难关，希望兄弟可以共富贵，也能共患难。于樊明不好当面驳老板的面子，答应回去再考虑考虑。

这只是一个避免尴尬的台阶。此后，他又两次向老板提了辞职，希望批准，老板依旧是挽留，不表同意。但是，最后一次沟通后不到一周，老板就同意了，但不是亲自告诉他的，给他带话的，是公司的审计负责人，他告诉于樊明，审计完成，没有问题，就可以办离职手续了。

3

于樊明想到了老板在那次会上的最后一句话，“钱是怎么挣的，我都知道”。于樊明苦笑，事后他曾略带抱怨地说，“老板真不知道”。因为在过去快30年里，不该挣的钱，他确实没挣。

审计很细致，包括每一笔他经手签订的合同，分管业务条线的结算支付。甚至有些供应商事后都告诉他，公司的审计找他们询问过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。审计了快两个月，除了两笔账期将至就及时支付了的供应商款项之外，没找到任何其他问题。而对于这两笔款项，于樊明也说得清，不及时付款，工地就要停工了。

审计进行到第三个月，于樊明的辞职批准了，老板没再找他聊天，他也没再和老板说话，交接完工作就离开了公司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在一次私人聚会席间，他又碰到了当时审计自己的那位负责人，酒过三巡之后，这位仁兄一脸歉意，对他表示敬意，惊诧于他干了快30年，居然没审出什么问题。于樊明摆摆手，说：大家都是打工人。

审计负责人又说了一句话，让他大为意外，大意是：老板也没觉得你会有多大问题，这么做是给别人看的，如此细致地审计之后才“放”于樊明离职，就是为了吓住其他高管，他们近年所为，老板心知肚明，他们都经不起对你这样的审计，故此都可以踏踏实实好好干活，一起和公司共患难。“金盆洗手退隐江湖，你得有这个资格。”

不久之后，于樊明听说公司的一位助理总裁进去了，事由是“职务侵占”，内部消息说，是公司报的案。

4

于樊明经历的这一切，并非是他个人的独特经历。对于一部分经理人来说，他们和老板现在的“共患难”其实都是被迫的。房地产红火了十几年，很多人从基层一步一步干到中层，及至位列高管，薪资奖金以外的好处，自己没少捞，年景好的时候，老板不计较，年景差了，如果不能共患难，老板就没有办法不计较了。

另一家房企，各大高管自有势力范围和人马，偶尔交叉，火拼一下，剩下的时间大都相安无事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自肥风气颇盛，市场好时，挣钱不难，老板睁一眼闭一眼，也懒得管，只要把公司的利益保证了，你们自己挣点，老板也不那么计较，甚至成为一种灰色的激励手段。

但是，公司都爆雷了，还有人继续自肥操作，要老板再“装糊涂”下去，恐怕就不现实了。

虽然公司爆雷，但运营仍在继续。出于平衡现金流，限制支出的考虑，对供应商的结算，都要根据重要性先后安排，先紧着那些对公司正常运行影响大的付款。但是，这件事执行下来，给谁先付款，也成了权力变现的资本。

在这家公司的某个业务条线，一个重要性排序并不靠前的供应商，一直被优先支付，而且每次支付的数额巨大，而这家供应商的产品质量、服务水平、履约能力在公司内部也有很大争议，但即便这样，在公司现金流很紧张的情况下，这家供应商的款项每次都是第一个付，一付还就是全额。

没有比这更够意思的“甲方”了。

这一切的原委，直到后来才真相大白。得知情况，一个更关键的供应商愤怒了，本来想和这个甲方共渡难关，结果却发现不怎么样的供应商付款在自己前面，自己和甲方共患难，却有他人独享繁华，于是，一气之下，停了供应，不结账，就不供货了，这直接导致项目如期交付出现了困难。

事情闹大，集团派审计下来调查。其实，谁都清楚这家被优先付款的非重要供应商，是这个条线负责人引入的“关系户”。审计只是为了做实走个形式而已。

5

这位仁兄之前还提过辞职，老板没批，因为他管理的条线，业务复杂，短期难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。这次审计查实之后，老板“假装”很愤怒，私下放话要“办”了这位高管。

据说，对于他在其他方面“肥私”的作为，老板和公司也都掌握。借着这次事情，审计把他查了个“底掉”，亲属在外面开公司接本公司业务，收供应商回扣等等，全都做实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把昔日包销的事情扯了出来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言之凿凿，证据清晰，难以抵赖。

这位高管慌了神，只能去老板那里“求饶”。老板不见，法务的人把一摞证据扔在桌子上，说这些如果转交到相关部门，判他个十几年没什么问题。法务负责人还告诉他，可以给他时间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办。

能摸爬滚打干到这个位置的都是人中龙凤。这位高管当即给了答复：其一，自己退钱，一次退不出这么多，可否分期退；其二，工资不要了；其三，如果公司能给机会，自己再也不提辞职，努力工作，与公司老板“共患难”。希望公司能够看在他跟随老板多年的份上，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

过了三天，公司给了答复。首先，不当得利的收入，在三年之内分9期全部退完，以审计结果认定的数额为标准；其次，关系户供应商全部清退解约，公司不赔偿，具体解约工作由他去做；再次，更换他条线管理范围以内的财务人员，由集团派驻。

这不是谈判条件，而是必须接受。这位高管没得选，出来混的总要还，即便如此，公司还没有任何一次正式表态，此事不予追究。

老板很清楚，剑在头上悬着的时候，作用最大。

6

身在地产江湖，近两年我们时常听闻这样的传说：某位职务或高或低的经理人辞职了，直到突然辞职时，公司的同事们才知道，他们有的早已在这些年中默默办完了移民手续，有的自己没办完，家人也都办完了。

至于他们的去向，天各一方，有的自此销声匿迹，有的隔个一年半载发个朋友圈，如果没有备注微信名，都很难想起他们是谁。

他们的老板，或许认得出来他们是谁。

我们从不怀疑“正义与法律的虽远必诛”。海通证券的姜诚君7月跑的，8月就抓回来了。

房地产黄金年代，造就了各式各样的利益链条，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在可以轻松挣大钱的周期中，往往对这些事涉灰色的利益榨取与输送“难得糊涂”，“公司吃肉，有人喝汤”，对于一个民企老板而言，并非完全不可接受。但是，当境遇逆转，老板和公司的生存都存有疑问之时，得利之人若想即刻脱身，往往难逃清算。

20多年地产从业，我们见到过不少像于樊明这样的清廉之士，他们想归隐时，往往最终能得偿所愿。命运都是公平的。如果自己不愿意，谁也不能逼他们和老板、公司“共患难”。

2024年2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了一项名为“检察护企”的专项行动，这项行动会一直延续到年底。

8月初，最高检披露了专项行动的部分数据：1~6月，起诉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受贿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涉企犯罪5827人。

这个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，涨幅高达41.1%。

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时候，管家就该掂量掂量自己了。（文中于樊明为化名）